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陳淑英，女，原名陳妹，又名鄭妹，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2]，生於澳門一個貧苦家庭。革命家。 兄弟姐妹五個，淑英居末。她兩歲時，母親去世，八歲時父親病逝。大姐八歲時被賣到香港。二姐十歲時被人拐走。二哥陳權在香港“亞洲皇后”號輪船當海員，另一個哥哥陳妃榆是香港某貨倉工人。[2]淑英與祖母相依為命。1924年，祖母去世，淑英赴香港投靠大姐，先在一個富有人家當婢女，後在一間製衣店當女工。 兩個哥哥早年參加革命鬥爭，加入中國共產黨。陳權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成為陳郁和鄧榮入黨的介紹人。在兄長的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響下，淑英開始懂得革命道理，認識到窮人只有跟著共產黨革命，才能翻身解放。 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陳權、陳郁、鄧榮受黨的指示回到廣州工作，淑英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與第一批工人回到廣州參加革命鬥爭。期間，她認識陳郁、鄧榮等同志，參加組織安排的青年訓練學習班，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十多位同志光榮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學習結束後，她被分配到海員工會宣傳隊工作，負責在勞動童子團學校進行活動，與大家一起唱歌學文化。宣傳隊分成幾個小組，帶著資料高舉紅旗到街道、公園及公共場所宣傳革命形勢，宣傳罷工委員會的主張，揭發資本家、反動派對工人的迫害，喚起民眾的覺醒；爭取廣大群眾積極支持罷工工人的鬥爭，加入示威遊行的行列。星期天，淑英積極開展募捐活動，將紙花圖畫等物品進行義賣。她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女士全心全意投身到革命事業，對罷工運動作出積極的貢獻，被海員工會稱為“四大天王”。 1926年5月，由於革命需要，黨組織安排淑英與另一位同志假扮夫妻，建立地下聯絡站，負責轉遞黨的文件。期間，她扮成家庭主婦，周旋於鄰居少奶、太太中間，參與打牌，以掩護自己的身份，保護黨的機關安全，確保任務順利完成。9月，由於形勢變化，為了安全起見，上級決定撤銷這個聯絡點，把淑英調回海員工會。後來，她與其他幾個同志協助織造工會培養一批青年骨幹，從事宣傳活動工作。 1927年，廣州反動當局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到處殺害共產黨員、革命工人和革命婦女，封殺革命組織。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迫解散，海員工會被國民黨搞的“海員工作改組委員會”所破壞，廣州處於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淑英與羅大妹、鄧金娣、周秀珠等同志在海員工會的領導下，堅持地下鬥爭，秘密散發傳單，揭露國民黨右派的叛變。羅大妹、鄧金娣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發現而被捕遇害。戰友的犧牲更激發淑英的鬥志，她不顧個人安危，堅決接過烈士未竟的事業，繼續鬥爭下去。她膽大心細，眼靈手快，密切注意各種情況，見機行事，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務。 同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淑英和海員工會的成員及工人赤衛隊一起參加起義的戰鬥。當天晚上，她與其他同志一聽到起義的信號，隨著工人赤衛隊攻打惠福西路警察分局，佔領維新路市警察局、財政廳等，解救監獄一千多位同志。 天亮後，淑英和鄧榮在惠福分局附近站崗，暗中監視敵人的動靜。他們機警敏捷，從過往行人中逮到兩個國民黨任軍事法官、殘殺革命同志的劊子手，並將他們押解到指揮部就地處決，為民除害。 起義第四天，淑英站崗放哨後回到鄧榮家。當晚在家裡不斷聽到馬路和門口打殺聲、槍炮聲徹夜不絕，敵人要進行反攻了。為保守黨的秘密，她與鄧榮連夜把收藏的文件燒掉，撬開石頭把蘇聯列寧船來華時送的徽章及海員工會會章埋好。佛曉時，槍聲和喊殺聲停了，馬路上躺滿了革命士兵、工人、婦女的屍體。起義失敗了。 之後，陳郁和鄧榮前往香港。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只好隱藏在鄧榮家裡住了一段時間才到香港。她與組織聯繫上後，很快投入革命工作，在廣發洋服店當交通員。為了便於工作，她經常扮成學生，完成通知開會或傳遞文件等任務。這時，鄧榮在俄國皇后船上找到工作。淑英與鄧榮在革命鬥爭中相識相愛，後結為夫妻。兩年後，鄧榮調到岸上負責團工作。 1930年5月，由於叛徒出賣，鄧榮在香港被捕入獄。40天後，港英當局把鄧榮他們驅逐出境。淑英跟隨鄧榮去上海，在船上鄧榮被同民黨特務跟蹤，船一到上海，鄧榮又被抓走了。淑英也被敵人跟蹤脫不了身，但為了尋找二哥陳權營救丈夫，她只好披頭散髮裝成瘋子找到二哥家，不幸二哥被敵人抓走了。她無法營救鄧榮，敵人對鄧榮威脅利誘卻一無所獲，不久把他解回廣州殺害。鄧榮犧牲時才22歲。同年11月，陳權在上海壯烈犧牲。 在丈夫鄧榮和二哥相繼犧牲後，淑英從上海返回香港。期間，國民黨特務企圖從她身上找尋在鄧榮那裡得不到的線索，先後寫過幾封假信，騙她去廣州，但她識破敵人的陰謀，始終沒有上當。 1931年，淑英與組織失去聯繫，生活沒有著落的情況下，回到家鄉。由於家鄉沒有親人，只好投靠中山五區界沖村舅舅。從此，她改名換姓，跟舅舅姓鄭，叫鄭妹，靠打柴度日，生活艱難。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淑英積極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為互助組合作社的帶頭人，1950-1977年，她連續多年被選為縣、省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先進模範代表。 1958年，淑英調到前山公社翠微敬老院擔任院長一職，她把敬老院當成自己的家，認真負責，勇挑重擔。當時院裡有50多位老人，每月鄉里撥給每人只有三元和口糧。淑英沒有工資收入，靠六元撫恤金和大隊配給的口糧生活。她沒向困難低頭，自己動手，開荒種菜，養豬養雞，想方設法讓老人吃飽吃好。遇到老人生病時，她總是無微不至地看護、照顧，端飯餵食，倒屎倒尿。就這樣，她一幹就是20年，直到1978年，她負責的老人先後去世為止。 1959年，淑英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79年，政協珠海市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淑英連續擔任第一、二屆政協委員十年，她不顧年邁體弱，踴躍參加各種會議，積極參加市政建設大計的協商，經常用革命傳統教育青年下一代。請人代寫提案，為省、市政協、黨史部門提供文史資料數萬字。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淑英安度晚年。 2000年，淑英在翠微病逝，享年91歲。[3] [1]珠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珠海市志》（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1667頁。 [2]《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7年6月13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3]鄭靜等：《她為革命奉獻了一切——記參加廣州起義的陳淑英同志》，載《珠海婦女人物錄》，珠海：珠海政協，1990，第59-66頁。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原名柯輝萼。廣東海豐縣人。1921年考入廣州中山醫學院的前身廣東公立醫科學校。在修讀醫科期間，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正式成為共產黨員。1926年畢業後輾轉於廈門、上海、香港等地行醫，1935年到澳門後不久，即參加澳門鏡湖醫院的義診工作。1945年擔任鏡湖護士學校校長，翌年被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聘為鏡湖醫院第一任院長。1951年擔任廣州中山醫學院院長，同時仍兼任鏡湖醫院院長直至1979年。曾任中華醫學會廣州分會理事長、暨南大學董事會董事、國家衛生部顧問、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1991年在北京病逝。

企業家、慈善家。原名啟東，字曉生，英文名Robert。原籍廣東新安（今寶安），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央書院。曾留校充助教。1881年起任英商怡和洋行華人副經理、經理、買辦等職。告退後自營商業，歷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香港電車公司、香港電燈公司、香港置地公司、廣州火險公司、香港大酒店等董事局主席、董事、總經理等。兼任香港東華醫院主席、太平紳士、保良局紳士等。1912年曾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曾獲英王封KT爵士勳銜及KBE爵士勳銜。1941年香港淪陷前逃離香港，前來澳門避難，入住於1918年已在澳門購置的崗頂何東別墅（1958年改為何東圖書館），直至1946年元旦，才往香港，繼續經商。1952年獲授葡國勳章。1956年4月在香港逝世。生前捐出澳門的房產給澳門政府，現設為何東中葡小學、何東中葡幼稚園、何東圖書館等作為紀念。

商人。廣東南海人。早年助父經商，1910年為岑春煊所設新軍籌集軍需品，後又承攬陳炯明陸軍軍需品的供應，成為暴發戶。1915年起，在廣州開辦煙賭業，1920年陳炯明任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時禁止煙賭，遂逃至香港，入葡萄牙籍。1925年後，先後在宋子文、陳濟棠支持下，大辦煙賭業，以所得利潤開辦企業。1936年因參與陳濟棠、李宗仁等人倒蔣（介石）活動，避居香港。1938年在澳門經營木柴生意，並投資興建國際酒店。1939年秋在香港病卒。

葉挺，原名葉洵，字希夷，祖籍廣東省興寧市合水鎮，生於廣東省惠陽縣秋長鎮周田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2]無產階級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 兄弟姐妹十個，生活十分清苦。葉自小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在村裡跟騰雲私塾先生學習時，開始接受民族主義思想的教育。他16歲時，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第七期，後進入湖北陸軍第二學校學習。1916年，因成績優異，他被保送入當時中國最高的軍事學府——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學習，從此踏上了職業軍人的生涯。當時，他非常喜歡閱讀由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 1917年冬，葉參加由孫中山在福建漳州組建的援閩粵軍，成為孫中山的忠實追隨者。 1921年，葉被任命為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16日凌晨，廣東軍閥陳炯明命令部隊圍攻總統府，發動叛亂，孫中山因事先得到情報得以秘密離開，但已懷孕的夫人宋慶齡卻被叛軍包圍在廣州粵秀樓。葉冒著生命危險，掩護宋慶齡從叛軍的重圍中脫險，登上“永豐”號艦與孫中山會合。宋慶齡因驚嚇不幸流產，但葉的英勇和忠誠，卻贏得孫中山和宋慶齡的讚賞和感激。 1924年，在孫中山的推薦下，葉作為第一個國民黨黨員，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翌年春天，轉入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深造。他很快接受共產主義思想，10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9月，因要參與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回到廣東。期間，他認識了廣東省立執信女子中學高材生、17歲少女李秀文。 李秀文生於1907年，比葉小11歲，祖籍廣東東莞，定居澳門。其父李少村是一位開明紳士，賢達愛國，家境較富裕，在父親和時代的影響下，開朗大方的李秀文非常關心時事，經常閱讀一些進步文章。 葉有一位同事住在李家對面，他每次到同事家的時候，碰到李秀文的弟弟在街上玩。葉很喜歡小孩，常跟李秀文的弟弟玩，一來二往，認識了李秀文。談婚論嫁時，李家說，你是一個窮光蛋，還沒當上團長，不可能娶到我的女兒。你當團長以後，就可以跟我的女兒結婚了。 1926年2月，葉和李秀文在廣東肇慶一棟臨湖的別墅裡舉行婚禮，證婚人是當時高要縣長，男方主婚人是葉的堂兄，女方主婚人是李少村，司儀由獨立團團部一位副官擔任，婚禮十分簡單，連樂隊也沒有請，參加人員只有雙方的親朋好友，宴會也很簡單，甚至還不如其他部隊一個連長的婚禮。 此時的葉已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獨立團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武裝力量，骨幹成員多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閱江樓就是當年獨立團團部所在地。 1926年5月1日，葉新婚還不滿三個月，他率領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從肇慶經韶關挺進湖南，揭開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戰爭中，葉的獨立團在武漢週邊的汀泗橋、賀勝橋擊潰了吳佩孚主力，為北伐軍佔領武漢三鎮立下了頭功。 獨立團英勇善戰，紀律嚴明，受到百姓們的愛戴和讚揚，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的稱號。葉被譽為“北伐名將”，並被國民政府破格從團長提升為少將。 1927年8月1日，葉率部參加南昌起義。同年12月11日，他作為軍事總指揮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因敵強我弱，“廣州起義”失敗。因此，葉受到李立三、王明等人片面指責和處分，他十分委屈和壓抑，國民黨大肆搜捕，使他不得不避走香港。 後來，葉輾轉逃到澳門，與妻子李秀文和剛出生不久的兒子見面。 “南昌起義”失敗後，在中共地下黨安排下，葉來到澳門探親隱蔽。在一座兩層樓的房子裡，他生活了九年多，當時一家人住在樓上的三個房間裡，岳父、岳母住在樓下。當年孩子們出生後一滿月，李秀文就把他們交給母親和奶媽撫養，孩子長大後會被送到離家只有幾十米遠的幼稚園或小學裡去上學。澳門的安寧生活，卻無法平復“廣州起義”之後葉內心的苦悶和彷徨，共產國際的投訴無門和國民黨的通緝令，使他內外交困。 1928年秋，葉負氣出走德國，前往嚮往已久的馬克思故鄉。他和妻子李秀文帶著不滿一歲的兒子輾轉於柏林、維也納、巴黎之間，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只能靠開飯館，賣豆芽、豆腐為生。在艱辛的歲月裡，宋慶齡等人接濟使葉一次次渡過了難關。遠離祖國和黨組織的鬱悶，卻時時困擾著一心報國的葉，在德國幾年裡，他潛心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領域的大量著作，期待將來能有機會報效祖國。 1931年，日寇佔領東三省的消息，令葉悲憤不已，他再也按捺不住對苦難祖國的思念之情，1932年離開歐洲，舉家回到澳門。 葉回到澳門後，因沒有穩定的工作，一家人生活仍十分清貧，主要靠岳父李少村和一些以前在共產黨、國民黨裡結識的老朋友接濟度日，有時甚至要借債度日。但與異國的流亡生活相比，澳門有著更多的親情和寧靜，家裡先後有六個孩子出生，儘管日子拮据，但這段日子成為葉坎坷人生中最安定的日子。 葉非常疼愛自己的孩子，給他們講故事，教他們看圖識字，帶他們去釣魚；通過言傳身教，要求孩子要好學上進，不要怕吃苦；誰不愛學習，誰耍嬌氣，都會受到批評，但他從來不板面孔訓斥人。從德國回來時，愛好攝影的他買了一架萊卡相機。空閒時，他帶著孩子們外出遊玩，給他們照相，帶他們去游泳。 葉失去與共產黨的聯繫，只得暫居澳門，等待機遇，他常常閱讀、研究那套在德國省吃儉用買回來的德文百科全書。期間，陳誠、陳濟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得知他回到澳門，紛紛以同窗或老友的身份聯繫他，邀他前去“協力共事”，並許以高官厚祿。但葉明白，他們不是擁蔣剿共，就是武裝割據，一概予以回絕。 1935年中秋節前幾天，中共中央特派員潘漢年在香港彌敦酒店約見了葉，葉驚喜地看到北伐時的老戰友、廣東同鄉柯麟。從此，葉一家人和柯麟結下了不解之緣。[1] 潘漢年告訴葉說，中共將從推翻國民黨統治轉變為聯合國民黨抗日，從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他誠摯地希望葉能夠運用他在國民黨軍隊將領中的影響力，促進團結抗日的目標早日實現。同時，他希望葉在反蔣的兩廣等地方實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們能夠同意聯蔣抗日。 葉完全同意中共的政策主張，並愉快地接受潘漢年的建議。之後，葉心情舒暢，情緒很高，遇到熟人高興地說：“我現在好了，和那邊（指中共）聯繫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按照潘漢年傳達的團結抗日的政策精神，葉訪問了國民黨部隊中的老朋友，還向李濟深等反蔣人士轉達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7年初，葉在澳門，表示擁護黨爭取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願為抗日救國貢獻力量。 在這次見面以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地下黨員柯麟舉家遷往澳門，並在澳門板樟堂街開設診所，負責與葉聯絡及照顧其家人。 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城東華清池，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對蔣介石發動兵諫。經過周恩來斡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漫長的十年內戰，在國家最危亡之際結束了。 1937年春節過後，葉聽從張雲逸的建議，舉家從澳門遷往上海，在上海靜安寺路租一幢小樓住了下來。期間，他頻繁與國民黨和共產黨方面的將領交往，不斷瞭解抗日的戰況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周恩來等人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上海，潘漢年告訴他，葉現在上海，周恩來請潘漢年安排與葉見了面，商討建立“新四軍”。10月下旬，葉來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熱誠歡迎和親自接待。毛澤東高度評價葉將軍在“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建立的功績，熱烈歡迎他與我黨合作共同抗日。 葉在會上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跟了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3] 經過國共兩黨談判協商，1937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佈成立新四軍，任命葉為軍長。1938年初，葉前往廣東、香港等地為剛成立的新四軍籌集經費。[1]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辦公。2月11日凌晨，葉軍長一行到達南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省紅軍遊擊隊，在大江南北向敵人的後方挺進，像一把把鋼刀插在敵人的胸膛，與日、偽軍展開殊死的搏鬥。葉為創建新四軍所作的貢獻，永遠載入了史冊。[3] 在漢口，許多外國記者採訪了葉。著名美國記者斯諾的筆下描述了當時的他“他讀過不少書，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特別有研究，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革命軍人，與其說是因為有軍事的天才或卓越的勇氣，毋寧說是因為他有了豐富的政治知識。” 同年12月，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不久，葉奔赴皖南前線，終於走上他盼望已久的抗日第一線。1941年1月，正在轉移的新四軍部隊突然遭到國民黨重兵襲擊。1月14日，為了保全一大批高級幹部和部隊，葉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非法扣押。 葉被俘後，在五年多時間裡，先後被監禁在江西上饒、廣西桂林、四川重慶、湖北恩施等地。李秀文經過多方奔走說情，帶著女兒葉揚眉，找到了葉。不久，李秀文的母親和其他孩子與他們在桂林相聚。為了解決一家17口人的生活，葉在軟禁的日子裡，帶著家人養豬、養雞，糊口度日。後來，他被單獨押解到恩施，為減輕妻子的負擔，葉又向國民黨請求，把兒子葉正明、葉華明和女兒葉揚眉帶到自己的身邊。 1944年春，被迫與葉分開的李秀文，把三個孩子交給丈夫後，帶著一家老少13口人，在桂林開始了逃難生活，他們靠變賣衣物買一些地瓜乾充饑，後來，在李濟深的幫助下，全家人好不容易回到廣州安頓下來。 1945年9月，國民黨秘密地把葉從恩施押往重慶，為了不讓孩子們住進監獄，並把自己被囚禁在重慶的消息傳遞給周恩來，葉決定尋找機會讓孩子們逃跑，讓機靈的葉揚眉帶著哥哥們去找周恩來。 那天晚上十點多，葉和孩子住在一個小旅館樓上，特務住樓下。 葉說，明天他們要把我送到監獄去，你們不可能跟著我坐監獄啊，所以你們明天去找周伯伯，就是周恩來同志。第二天早上只有一個特務在監視，覺得時機成熟，他就讓孩子們出發。孩子們一出門，就碰到另一個特務回來，問他們幹甚麼去，葉正明說給父親買煙去。之後，特務就跟著他們。孩子們坐了兩輛黃包車，讓車夫在下坡的時候鑽進了一個小胡同，甩掉了特務，找到曾家岩街52號，問看門口的人周伯伯是不是住在這裡？之後孩子們在外面等著，過來好幾個特務趕孩子們走，孩子們也不說話，就蹲在地上。過了兩三分鐘，有人出來讓他們進去了。 葉被關押在重慶期間，嚴詞拒絕國民黨的多次威逼利誘，並以“六面碰壁居士”的名字，寫下了人們所熟悉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望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經過共產黨和國民黨反覆交涉，被囚禁了五年兩個月的葉將軍終於獲得自由。他出獄後僅十小時，馬上向中共中央提出重新入黨的要求。電報發出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請求。 細心的周恩來特意安排葉揚眉和李秀文分別從延安和廣州趕到重慶，迎接葉出獄。在葉初步休養後，準備前往延安再次投入革命鬥爭的時候，4月8日，葉夫婦和女兒葉揚眉、幼子阿九，與王若飛、秦邦憲、鄧發等同志在從重慶前往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一同在山西境內遇難。當時，葉挺年僅50歲，妻子李秀文只有39歲。 澳門是葉挺的第二故鄉。現存澳門“葉挺故居”在賈伯樂提督街76號。葉家人離開澳門後，交給何賢先生託管，後交給澳門青年組織使用，成為澳門婦聯第二托兒所。[1] 2006年8月13日上午10時，為隆重紀念葉挺將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為“葉挺故居”進行掛牌儀式，行政長官何厚鏵為“葉挺故居”牌匾揭幕。該牌匾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親筆題寫。[4] [1]《葉挺：北伐名將澳門避難》，載“網易新聞＂網，2010年2月11日，http://history.news.163.com/09/1209/16/5Q3U9SAI000140IU_2.html。 [2]蘇荷：《中外名人紀念日演說精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第288頁。 [3]牟音：《感動中國的抗日戰爭故事青少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第56-57頁。 [4]《一代名將葉挺澳門故居掛牌》，載“中新網＂，2007年8月16日，http://www.cnr.cn/2004news/internal/200608/t20060813_504268558.html。

徐悲鴻，生於江蘇宜興屺亭橋（今江蘇省宜興市屺亭橋鎮）。中國現代美術事業的奠基者、傑出畫家和美術教育家。[1] 祖父是鎮上裁縫，兼種田地。父親，字達章，是自學成才的畫家，除經營瓜田外，兼教私塾；善繪人物、走獸，兼長翎毛、花卉。悲鴻自幼隨父徐達章學習詩文書畫，臨摹吳友如的界畫人物等。[2]1912年，悲鴻在宜興女子初級師範等學校任圖畫教員；1916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法文系學習，半工半讀，並自修素描。1917年，他留學日本學習美術；1919年，赴法國留學，考入巴黎國立美術學校學習油畫、素描，並遊歷西歐諸國，觀摩研究西方美術。 1924年，悲鴻在油畫上進入成熟境界，創作《自畫像》、《老人像》及素描人體等油畫。 1925年，除一系列人體習作外，他創作油畫《簫聲》、《蜜月》、《遠聞》、《悵望》、《撫貓人像》，尤以《簫聲》和《遠聞》最受讚揚，《悵望》被達仰摯友收購。同年，悲鴻見到巴黎一間畫店陳列達仰油畫《奧菲麗婭》，流連忘返，欲購無款。 適值新加坡華僑黃孟圭在巴黎倦遊思歸，見到悲鴻的困境，勸他前往新加坡賣畫。悲鴻接受建議，獨自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經黃孟圭介紹，悲鴻認識華僑鉅賈陳嘉庚，為他畫一幅油畫像，陳嘉庚以2500元現洋贈給悲鴻。悲鴻得此款即匯往巴黎，購下《奧菲麗婭》。他又為陳嘉庚畫《馬克思與托爾斯泰》一幅，贈其所辦的廈門大學。 逗留期間，悲鴻為華僑畫了些肖像，獲得鉅款，足以在巴黎生活幾年。同年秋，他想念祖國，從新加坡回到上海。遇到田漢，田漢為悲鴻舉行“消寒會”，將他介紹給在上海的郭沫若和其他文藝界進步人士。悲鴻為康有為、黃震之畫油畫肖像。1926年春，悲鴻返回巴黎。夏天，他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臨摹約爾丹的《豐盛》、普呂東的《正義與復仇女神追趕兇手》等。10月返法國，作油畫《睡》及中國畫、素描人體等。[2] 1927年，悲鴻回國，擔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並兼職於孔德學院，歷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1933年起，他先後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德國、蘇聯舉辦中國美術展覽和個人畫展。 抗日戰爭爆發後，悲鴻在香港、新加坡、印度舉辦義賣畫展，宣傳支援抗日。後來，重返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1]創作油畫《青城山風景》、《讀》、《徐悲鴻夫人像》及國畫《鴝鵒》、《山鬼》、《孔子講學》、《梅花通景》、素描《畫家夫人》等作品。 1944年，悲鴻患上高血壓和慢性腎炎，住醫院近半年，創作銳減，僅作些國畫。1945年，他大病未癒，堅持任教於中大藝術系。年初，國民黨反動派鎮壓民主運動，文化界以郭沫若為首掀起爭取民主的簽名運動，呼籲取消特務組織，廢除國民黨一黨獨裁，成立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悲鴻在《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上簽名，受國民黨特務多次威脅，收到三封恐嚇信，都被他撕碎，堅持不撤銷自己的簽名。 1946年，抗戰勝利後，悲鴻應聘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團結一批有教學能力的教師，建立較為完整的教學體系，從事教學改革。赴北平途中，經上海時，他見到周恩來、郭沫若等同志，得到周恩來的勉勵。北平進步的美術工作者發起組織美術家協會，推選悲鴻為會長，期間，他創作國畫《奔馬》、《各得其所》、《鷹》等。 1947年10月15日，悲鴻舉行記者招待會，闡明教育與藝術的主張，當時著有《新國畫建立之步驟》、《當前中國之藝術問題》，批駁受國民黨控制的北平市美術協會對他的攻擊和誣衊。他們印發所謂“徐悲鴻摧殘國畫”的傳單，到處張貼。 悲鴻向各報記者發表書面談話，闡述自己的國畫主張，即“吸取古代藝術之精華，剔除其糟粕”，而“師法造化”是古代畫家的創造精神。國共談判破裂，國民黨組織“戰亂委員會”，企圖拉悲鴻參加，被他拒絕。他又拒絕國民黨委派他出國參加在印度舉行的“泛亞洲會議”作油畫《徐悲鴻夫人像》及一些國畫。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悲鴻拒乘國民黨飛機離北平去南京。12月7日，他與吳作人、李樺、艾中信、董希文、馮法祀等成立“一二‧七”藝術學會，準備迎接解放。他創作國畫《天馬行空》等，常有題款“山河百戰歸民主，剷除崎嶇大道平”、“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等。 1949年4月，悲鴻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保衛世界和平大會。7月，他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文聯常務委員，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協委員；同月，當選為中華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2月，政務院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院長，並任中蘇友協理事；創作油畫《慰勞》及一些新國畫等。 1950年4月1日，悲鴻擔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9至10月，在全國戰鬥英雄、勞動模範代表大會上，他為英模代表作油畫、素描肖像多幅，構思創作《毛主席在人民中》；出席北京市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著有《剪紙藝術家陳志農先生》。 1951年，悲鴻抱病前往山東“整沭導沂”水利工程工地生活兩個月，創作多幅民工、勞模肖像；構思創作《魯迅與瞿秋白》。 7月，悲鴻患上腦溢血症，半身癱瘓。他仍創作國畫《奔馬》、《雄雞》及一些勞模肖像素描等；撰文《我對於敦煌藝術之看法》。 1952年，悲鴻臥病。秋後，逐步好轉，1953年初，病情好轉，扶病指導教學。這一年上半年，他畫了兩幅極有歷史意義的《奔馬》，一幅是獻給毛澤東主席的，題“百載沉屙終自起，首之瞻處即光明”，表達了他對共產黨的熱愛之情。另一幅《奔馬》題有“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這是畫家對新中國的正確理解，也是他畢生追求的理想。 9月23日，悲鴻出席第二次文代會，擔任執行主席。當晚，他腦溢血復發，26日晨逝世，年僅58歲。 9月28日，文代會為徐悲鴻舉行公祭，其遺體安葬於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於12月11日舉行徐悲鴻先生紀念會，12日舉辦“徐悲鴻遺作展覽會”。[2] 1915年，徐悲鴻在上海結識高劍父兄弟。他真正與澳門結緣，卻是因為與中華書局南中國業務負責人鄭子健、鄭子展交往的緣故。1938年，徐悲鴻應邀前往印度講學，同年秋到達澳門，目的是為了尋找清靜的地方作畫。另外，他將兩箱珍貴的書畫寄存在中華書局澳門支局。徐悲鴻在鄭氏兄弟在澳門沙嘉都喇賈罷麗街37號房子中住了一個多月，此宅院設有畫室供徐悲鴻使用。徐悲鴻在一張《無題》的畫馬立軸上題下長跋，敘述居住期間生活趣事。他給鄭氏的子侄鄭國璋繪速寫，僅以毛筆聊聊數筆，勾勒了出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姑娘。 徐悲鴻在澳門期間，創作了不少繪畫作品，與高劍父相聚，在高劍父下塌的普濟禪院，今日仍藏有徐悲鴻的水墨畫《灕江春水》。[1] 2000年6月16日下午，“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旅遊活動中心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澳門特區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等出席了開幕式。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和澳門特區文化局聯合主辦這個展覽，展出徐悲鴻具有代表性的珍貴油畫、國畫、素描等畫作71幅，其中九幅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些創作於20世紀20至50年代的作品，與徐悲鴻生平圖片同時展出，對這位舉世聞名的中國繪畫大師藝術生涯的一次全面回顧。這次展覽持續至7月30日，展覽期間，並舉辦“徐悲鴻的藝術歷程及對中國畫壇的影響”專題講座。[3] [1]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1月1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2]戈巴：《徐悲鴻PK徐志摩》，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0，第8-17頁。 [3]《徐悲鴻藝術回顧展在澳門開幕》，載“人民網＂，2005年8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6/492/20000616/107165.html。

屈仁則，原名屈增榮，字德裕，綽號“佛爺”，香山縣欖都（今屬中山市小欖鎮）屈家莊人。民國將領、國民黨澳門支部部長。 仁則自幼喪父，前往香港當傭工；後來參軍，在廣州黃埔軍校受訓，抗戰前在中山任守備隊小隊長，與袁帶成為死黨。抗戰期間，仁則擔任中順兩縣敵後別動隊副司令、國民黨第七戰區挺進第三縱隊（簡稱“挺三”）副司令，兼第五支隊隊長。[1]他儀表溫文，智深勇沉，儘管“大天二”粗野蠻橫，都能調解“大天二”之間矛盾，並在當時混亂的社會中建立一定的威信，袁帶倚之為左右手。仁則帶領“挺三”駐五桂山和高沙等人民抗日根據地，1945年兼任“挺三”集訓隊總隊長[1]，“挺三”下分12個支隊，中山佔七個，順德佔五個。[2] 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不久，國民黨派仁則前往澳門建立澳門支部，並出任部長。[3] 10月初，張發奎令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山縣長張惠長及駐軍一五九師師長劉紹武策動澳門及中山各界提出收回澳門的口號，進行反澳葡政府的活動。張惠長在各種集會及宴會上都為收回澳門大造輿論。他說：“澳門原本是中山縣的地方，是中山縣的一部分。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全國國土都已光復，澳門也不能再讓帝國主義的葡萄牙繼續佔領下去。我們中國人應該收復澳門，中山縣人民更要收復澳門。” 中山縣臨時參議會、中山縣商會等表示“熱烈支持”。接著，以仁則為首的國民黨澳門支部又在澳門境內發動集會、遊行，反對葡萄牙繼續統治澳門。中山各界為支援澳門同胞要求，組織代表團、請願團等赴澳門，與澳門同胞聯合行動。 這些活動引起澳葡當局的恐慌。為了撲滅抗議聲浪，澳葡當局以維持社會治安為名，關閉了前山一帶邊境的出入口，限制內地人民進入澳門，禁止澳門居民集會宣傳，嚴厲取締澳門居民的反葡活動。[4]不久之後，國民黨港澳工作委員會從香港調派黃今駒接任，再由李炳石繼任，國民黨澳門支部的地位每況愈下。[3] 1946年後，仁則擔任中山縣地方武裝統率部主任、中山縣參議會副議長、國大代表等職。1949年，解放前夕，仁則前往香港。1966年，仁則在香港病逝，終年69歲。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189-190頁。 [2]何仰鎬：《日寇、大天二在小欖》，載《中山文史》（第62輯），中山：中山政協，2009，第210-223頁。 [3]《澳門第一家族——“澳門王”何賢》，載《大地》，2000年第98期。 [4]左雙文：《抗戰勝利前後中國收回澳門的謀劃與流產》，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41-63頁。 [5]《屈仁則1946年作行書鏡心》，載“卓克藝術網＂，2012年12月20日，http://auction.zhuokearts.com:1981/artsview.aspx?id=26773515。

曹善業，字子基，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曹有長子。1892年秋，孫中山畢業後，得到曹善業、何穗田及港紳陳賡虞資助來到澳門，在鏡湖醫院擔任首席義務西醫，創辦西醫西藥。孫中山擬在澳門實施“藥局贈藥”，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開辦藥局，此舉得到醫院董事們的積極支持。曹有作為鏡湖醫院早期倡辦者，最具資歷，以他為首簽名作為孫中山借款的擔保人之一，借出相當於鏡湖醫院半年經費的銀兩給孫中山。[1] 對於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宣傳，曹善業盡力相助。[1]他和盧九、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廷光（又名何連旺，字穗田）等澳門知名人士聯名，在1893年9月26日和10月7日在《鏡海叢報》和葡文週報《澳門回聲》刊登“春滿鏡湖”告白，介紹孫中山在澳門的地點、時間、業務範圍及高明的醫術，表彰他的崇高醫德。[2] 1896年，父親逝世後，曹善業接管家業。1890年1月，他將父親創辦的繅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他與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恆等創辦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人的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俬等。 曹善業在經商之餘，熱衷於政治和社會活動，1891年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4年任公鈔局替理；1895-1896年任公鈔局書吏；1902年任業鈔公會正會員；1894年、1896-1898年任理商局局員等職。 曹善業秉承其父之風，對澳葡政府多有貢獻，得到澳葡政府的嘉許。 曹善業擁有眾多的物業：水坑尾街兩間、白馬行街兩間、天神巷兩間、大炮台街兩間、高尾街一間、十八間（街名）兩間、草堆街四間、爐石塘兩間、趙家巷一間、桔仔街兩間、連興街一間、興隆街一間、連勝街四間、柚果里一間、由義巷34間、下環街六間、黑侄巷三間等。1908年2月，曹善業因欠銀一案，上述物業被按察司按時價估銀43150元。 後來文史學者發現，當時曹善業名下的物業有兩處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草堆街80號”是孫中山當年在澳門創辦的“中西藥局”的舊址，另外一處“由義巷”被確認為當時興中會澳門的通信聯絡點。 1905年，曹善業被推舉為鏡湖小學校長，該校是晚清時期最有影響的華人學校。[3] 1908年3月23日，因居住澳門業主曹善根、曹善麟（兩人均為曹善業弟弟），控告曹善業欠銀，將他名下物業於是日估價出投招買，包括水坑尾街、白馬行街、大炮台街、草堆街、天神巷、由義巷等物業80餘處，總共約值銀50200元。[4] 1924年，曹善業去世，年僅59歲。 曹善業的弟弟曹善允是香港律師、社會活動家；是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校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參與創辦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1922年與歐海倫醫生合作創辦贊育醫院；1915-1916年，曹善允在在華人社區推動種痘運動。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他又發起組織創辦民生書院，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5] 2008年初，在珠海鳳凰山公路隧道附近，發現了曹子基（善業）夫婦墓。曹子基墓碑身寫著“皇清誥授資政大夫顯考諱善業號子基曹公府君之墓”。資政大夫為清代文官正二品官銜。在墓葬遺址發現一塊“聖旨”碑，屬於曹子基夫婦墓的“奉天誥命”碑，碑額為“聖旨”二字。 2011年6月27日上午，曹善業第十五子曹思泉（軍）四個兒女一行，專程從廣州回到珠海市博物館，對珠海文保工作者對其先輩曹子基夫婦墓的發現和搶救性保存，表示衷心感謝。[6] 曹思泉於2013年1月3日逝世，終年96歲。[7]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3-174頁。 [2].《曹氏家族資助孫中山澳門開辦西醫》，載《珠海特區報》，2011年9月21日。 [3].《澳門曹家》，載“族譜錄紀念網＂，2013年6月1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30088。 [4].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5].《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3年6月1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6].《祖籍珠海的澳門商人，曾資助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曹子基後人珠海尋根》，載“珠海視窗＂網，2011年10月16日，http://info.zhuhai.gd.cn/News/20110629/634449361873687664_1.aspx。 [7].《厚德傳世》，載“族譜錄紀念網＂，2011年12月30日，http://jinian.zupulu.com/master/?mid=69141。

曹若茗，又名曹保光，香山隆都（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南村人。翻譯家、文化名人。 若茗學生時代投身革命，1932年，在法國留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歐洲數國從事反帝救國運動；在荷蘭、比利時，他擔任反帝大同盟書記。 在巴黎，若茗參加編輯出版《救國時報》，宣傳反帝救國。1938年，他與妻子張悟真回國。若茗通曉八種語言，長期在中共機關、報刊，從事外事、新聞、翻譯等工作。 若茗先後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擔任編委會委員；1939年，在延安擔任《新中華報》總編輯，兼任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中央政策研究室美國組組長、中央法律委員會委員、中央外事組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1] 1941年5月14日，博古在清涼山主持召開《解放日報》第一次編務會，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調入報社擔任總編輯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楊松，文化名人丁玲及張映吾、若茗、王楫、楊永直等十多人。[2]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若茗歷任武漢外事處處長及黨組書記、華東分局外事委員會副主席、廣東外事處處長，廣東省外事辦副主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寶安縣委書記。[1] 1952年7月25日，“關閘事件”發生當天，中共進行“閉關”，切斷內地糧食、水果和蔬菜等民用物資的運送，一時間，澳門居民生活陷入一片混亂。當時，澳督史伯泰感覺到事態的嚴重，趕忙叫經濟局長羅保給與中共有聯繫的南光公司打電話。誰知，對方答覆說，公司負責人都上廣州開會去了，無法聯繫。 澳督慌了神，在自家客廳裡來回踱步，羅保在他身邊陪著，整個客廳被一股壓抑的氣氛所籠罩。突然，澳督對羅保說：“你即刻跟商會的人聯繫一下，讓他們給中共傳個口信，說澳門政府無意將事態擴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當天深夜，羅保找到澳門商會有關負責人馬萬祺，將澳督的意思告訴他，希望他與中共方面聯繫，尋求解決的辦法。馬萬祺於當夜打電話到廣州，向中共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饒彰風報告澳葡當局的態度。 隨後，饒彰風將澳葡當局的意思告訴葉劍英，葉劍英隨即召開會議商討，由於中國與葡萄牙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不宜與澳葡當局直接接觸，所以最後決定，派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和省外事處處長曹若茗與澳門方面談判。黃曹二人於當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達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從石岐奔赴拱北關閘。同時，澳葡代表與何賢、馬萬祺也通過關閘準備開始事件後中葡雙方的第一次談判。經過15次談判，8月23日，澳葡當局向中國方面遞交了道歉書，承認錯誤，並保證不再進入中立區挑釁，澳葡方從原警戒線後撤50米，向我方賠償人民幣443720300元（舊幣）。至此，拖了一個月的關閘事件，終於得到和平解決。[3] 1959年6月，深圳水庫工程指揮部正式成立，原廣東省外辦主任、當時下放到寶安縣任縣委書記的若茗擔任總指揮，寶安縣統戰部部長兼深圳鎮委書記馬志民任第一副總指揮。當時26歲的林輝煌負責水庫的技術，擔任寶安縣水電局副局長。[4] 1960年1月3日，蘇聯海洋生物學家斯卡拉丹博士一行到寶安縣參觀海水養殖場等地，時任縣委書記若茗、縣長吉鳳亭在鐵路貴賓室接見了他們。[5] 1960年11月15日，寶安縣政府代表若茗與香港政府代表巴悌簽署了供水協議，每年由深圳水庫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次年，深圳水庫的水輸入香港。[4] 1961年，若茗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毛澤東選集》編譯組工作；1962年，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他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摧殘。 1967年6月14日，若茗在北京中央編譯局辦公室內去世，年僅57歲。 1979年後，中共中央為曹若茗平反昭雪，並召開追悼會。[1] 曹若茗與張悟真生育兒子曹依吾、曹立吾。 張悟真（1901-1997）是湖南瀏陽人，畫家；1925年，畢業於長沙衡粹女校圖畫科；1925-1932年在印尼華僑學校任美術教員；1932-1936年，她留學法國在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專科學校學習油畫，期間參加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和反帝大同盟；與曹若茗結婚。 1936年冬，張悟真參加巴黎《中國救國時報》工作；1938年回國任《新華日報》美術科主任；1939年在香港從事革命地下工作；1940年到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任教；1950-1954年，在漢口、廣州從事外事工作；1954年調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先後擔任副秘書長、對外聯絡部副主任；1965年被評為全國婦女模範工作者。[6]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241頁。 [2].陳家鸚、周立軍：《毛澤東與延安時期的〈解放日報〉》，載《人民政協報》，2012年10月18日。 [3].《一尿引發關閘血戰澳葡賠款四億元》，載“大洋新聞＂網，2011年6月11日，http://news.dayoo.com/zhuhai/201001/19/73584_100806102.htm。 [4].《第二十回：香港飽經水荒苦寶安紓解燃眉急》，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6月5日。 [5].《1960年中共寶安地方史大事記》，載“深圳市寶安檔案館＂網，2013年7月30日，http://www.da.baoan.gov.cn/basz/dsdsj_info.aspx?id=38。 [6].《張悟真》，載“讀秀＂網，2013年7月2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9009192&d=0F9BC4B42D9A5BA5DD0A74D38D35E0E5。

劉吉棠，原名劉兆安，字平皆，香山小欖（今屬中山市小欖鎮）人。烈士。 父親劉錦是建築工人，定居小欖鎮永寧北街。吉棠幼年家貧失學，稍長，隨父學做泥水和木工，鄉中生意較少，經常處於失業、半失業狀態。 1913年，妹夫何仲廉帶吉棠到廣州，介紹他在小市街（今解放南路）逢德金鋪當伙夫。1917年，父母為吉棠完婚，娶同鄉貧農人家女兒馮帶為妻。他比妻子大七歲，婚後十年，沒有生育。 婚後，吉棠被同鄉林兆濤僱用，在長堤先施公司後面的利武鞋店當雜工。馮帶做家庭傭工。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吉棠結識一班工人階級兄弟，在共產黨的教育培養下，他成為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同年6月省港大罷工期間，中共領導的罷工委員會知道吉棠是中山人，鬥爭性強，立場堅定，就令他脫產返回中山，在前山擔任罷工糾察隊小隊長。 吉棠堅持鬥爭一年多，1925年10月10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聯合宣告罷工結束，將駐防各屬糾察隊一律撤回，吉棠完成任務，被召回廣州參加工人運動。1927年4月15日，廣東國民黨右派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收繳廣州等地工人糾察隊的武器，捕殺共產黨員和工人。在組織安排下，吉棠轉移到澳門工作，馮帶隨同前往澳門。初時，吉棠在萬香旅店廚房部當雜工，不久轉到大東酒店當採購，掩護地下活動。 同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惲代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廣州公社起義前，吉棠奉命秘密返回廣州參加武裝起義。事前恐機密洩漏，吉棠對馮帶稱奉店老闆之命前往廣州採購廚房用品。11月起義成功後，負責率隊駐守長堤五仙門至天字碼頭一帶警戒，與白軍隔河對峙。13日起義失敗，吉棠撤退不及，為敵所俘，押到河南國民黨第五軍李福林的軍部。 吉棠體格魁梧，聲音洪亮，沿途不斷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萬歲！”，慷慨激昂，視死如歸，敵軍小頭目見吉棠頑強，恐他掙脫，在海幢寺附近把他槍殺。小欖同鄉胡榮，比劉吉棠小十歲。 1925年底，劉吉棠介紹胡榮來廣州當工人，兩人意氣相投，情同手足。當時胡榮尾隨其後，目睹劉吉棠英勇犧牲，非常悲憤。他乘深夜冒險，執斂劉吉棠的遺體，秘密移去河南寶崗厝放，並告知劉吉棠的妹妹劉月華，派劉吉棠的義子吳勝芳到澳門報訊。馮帶趕到寶崗見了劉吉棠的遺容最後一面，然後草草埋葬。 1935年，馮帶委託劉吉棠的二姐劉二和在廣州中山大學附中讀書的外甥何仰鎬為劉吉棠烈士執骨。在河南寶崗起出劉吉棠的骨殖時，何仰鎬見他的顱骨有彈孔，當係拔殼槍射擊致死。不久，根據劉吉棠遺孀之意，將遺骨移葬在中山小欖飛駝嶺牛崗。 劉吉棠殉難後，馮帶孑然一身，自食其力，在澳門盧九家打工幾十年，克勤克儉，略有積蓄。她年老辭工，在澳門買下一所房子自住，晚年生活勉強維持。 約1985年，馮帶耳聞目睹社會主義祖國形勢大好，城鄉百業欣欣向榮，不顧自己年邁（83歲），經常回鄉探親，受到小欖鎮人民政府熱情接待和慰問。劉吉棠在飛駝嶺牛崗的墓穴，小欖鎮政府列為保護重點單位。 [1]馮帶、何仰鎬、何季鏜：《廣州起義香山一兵》，載《中山文史》（第5-6輯），中山：中山政協，1985，第56-58頁。

楊章甫，原名楊仁瑞，又名文磊庵，別字林祥，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人。楊匏安族叔。 父親楊訓秩娶有一妻三妾，生下四子四女。章甫是元配妻子吳氏所生，居長。 章甫幼時隨父前往福建經商。楊訓秩受僱於玉記茶莊，後來茶莊生意不景倒閉，楊訓秩舉家回到家鄉居住，當時章甫15歲。他與堂侄楊匏安一起在前山恭都學堂、廣州廣雅書院讀書，相處甚篤。 1914年，章甫與楊匏安在東渡留學熱潮中，結伴前往日本橫濱，寄居在康有為的親戚家裡。他們多次托親戚介紹工作，都不成功，又無錢入校讀書，生活十分清苦。章甫和楊匏安奮發向上，每天到圖書館和書店閱讀，刻苦學習日文，靠翻譯和打零工維持生計。 同年底，章甫獲悉父親病重回鄉，後在澳門設家塾以養家計。楊匏安知道章甫的困境，介紹他到廣州培正中學任教，後來推薦他在粵漢鐵路廣州分局充任編輯（楊匏安時任編輯主任）。[1]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楊匏安和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與組織建設活動。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章甫和楊匏安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2] 在“五四”運動影響和楊匏安的啟迪下，章甫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1922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以鐵路局編輯的合法身份，與楊匏安等深入廣三、廣九與粵漢鐵路工人中進行宣傳、教育活動，推動廣州鐵路系統工人運動的發展。1923年6月，章甫列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參與大會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後，他擔任鐵路局編輯主任，並領導鐵路局黨組織工作。 1927年，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章甫逃至澳門。遵照黨組織的指示，他在澳門設立聯絡站，收容逃亡的革命同志，並負責印刷《紅旗週刊》。 “廣州起義”失敗後，章甫遷居香港堅持地下工作。1929-1930年，章甫化名為文磊庵，回到中山三鄉橋頭學校和桂山學校執教。1930年8月，他前往香港，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在有錢人家裡做家庭教師。1977年12月8日，章甫在香港病逝，終年83歲。[1] 著名雕塑家潘鶴是楊章甫姐姐之子。潘鶴說，楊殷是他母親的侄輩，楊匏安是他的表哥。2007年時值廣州起義80周年紀念，廣州市創作11座“廣州起義暨廣州蘇維埃政府領導人”大型雕像。在潘鶴大師的帶領下，唐大禧、梁明誠、黎明、俞暢、鍾志源、李漢儀、胡博、萬兆泉、陳亦君、唐頌武、陸增康等12位雕塑家精心創作11座雕像。這批雕塑基座高1.2米，像高3.6米，每座總高雕塑4.8米，完成後分成兩排對稱排列在英雄廣場上，成為廣州這座城市的永恆象徵。[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5-287。 [2]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3]《廣州起義英雄“進駐”英雄廣場》，載《廣州日報》，2007年12月7日。

曹聚仁，字挺岫，號聽濤，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丁舟等，浙江蘭溪墩頭鎮蔣畈村（今屬蘭溪市梅江鎮）人。我國現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傑出愛國文化人士。 1921年，聚仁畢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之後任教於上海多所大學；抗戰時為中國著名戰地記者；1950年後任香港《星島日報》編輯。 1956-1959年，聚仁先後多次應邀回國內採訪，1956年7月16日，周恩來邀請他參加頤和園夜宴。這次宴會經過，聚仁以《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為題，發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外引起震動。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主席再次接見聚仁，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蔣氏父子。後來，聚仁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聚仁著有《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文獻，歌頌新中國建設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原香港《大公報》顧問楊東蓴從港到京，由王芸生介紹在北京受到周總理的接見，王芸生、楊東蓴向周總理提出，中共在香港的聯絡管道有限，建議今後可否以香港《大公報》社社長費彝民為另一聯絡管道，周總理表示同意。之後，費彝民承擔部分中央政府交辦的聯絡任務，其中包括聚仁幾次到京和章士釗幾次赴港。 費彝民經辦了聚仁與北京方面交往的部分事宜，他是通過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介紹來大陸採訪的。1956年7月16日，聚仁第一次回大陸訪問北京，從此，他開始奔忙於海峽兩岸。 毛澤東在京三次接見了聚仁。其中第三次是在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與他共進午餐。聚仁談起19世紀30年代上海文化界的一些軼聞和掌故，他只是足資談助。那天他說起蔣介石50壽辰，上海影劇界有人爭搶祝壽演出，殊不知當年的藍蘋（江青）就是爭搶者之一。聚仁說漏了嘴，沒想到，這觸及江青的忌諱。事後，周恩來知道了這事。為了保護聚仁，周總理通過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轉告聚仁：以後不接通知，就不要來京了。 1972年1月12日，聚仁病重時，情誼深長地寫給香港《大公報》費彝民。他寫道：“昨晨，弟聽得陳仲宏（陳弘、陳毅）先生逝世的電訊，惘然久之，因為弟第一次返京，和陳先生談得最久最多。”聚仁之誠摯愛國之心、盼望祖國統一之情，溢於言表。時值大陸“文革”時期，不可能再談論國共和談事宜了。 1972年5月，聚仁再次病重，從香港移居澳門，住進鏡湖醫院。6月18日，妻子鄧珂雲趕去照顧丈夫，日夜守護在他身邊一個多月。7月23日，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72歲。 周恩來總理聞訊，致電香港《大公報》費彝民，親自囑咐他在澳門為曹聚仁進行公祭，並成立治喪委員會，費彝民為主任委員，李子誦、李俠文、陳凡、羅孚、嚴慶澍等為委員。7月26日，在澳門鏡湖殯儀館舉行公祭出殯，費彝民致悼辭。[1] 周總理親撰曹聚仁的墓碑碑文“愛國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一句“愛國人士”，為曹聚仁蓋棺定論。葬於故鄉浙江蘭溪。 曹聚仁一生與書為伍，筆耕不輟，留下80餘種著作，4000萬言的文字。但當時曹聚仁擔負著神聖的統戰使命，加上他的工作的絕對保密性，致使他的作品在大陸和台灣同時被禁出版達30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初，始被兩岸當局解禁，允許出版。曹聚仁生前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行動，一直鮮為人知。 後來，程思遠、童小鵬、羅青長、徐淡廬、曹藝等曾參與其事的有關人士，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充分肯定曹聚仁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精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曾為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題詞“學習聚仁先生治學精神，為弘揚中華文化作貢獻”。並在祝賀中心成立時來信說：“承示今年7月，為曹聚仁先生誕辰98周年，屆時曹聚仁先生研究資料中心，將正式宣告成立，此對於弘揚愛國主義，樹立治學楷模，具有重大意義，謹表示由衷的祝賀。”原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為中心題詞“曹聚仁先生為祖國統一事業奔波的愛國主義精神值得學習和發揚。” 解放前，在浙江金華方圓百里最有名的學校就是曹聚仁之父曹夢岐創辦的育才學校。1902年，曹夢岐創辦私立鄉村學校，成為中國鄉村教育的先驅，比著名鄉村教育家陶行知提倡鄉村教育早了30多年。曹聚仁和胞弟曹藝在解放前欲籌辦私立育才大學，由於中國解放，育才大學成為泡影。育才學校被停辦了20多年，1987年，曹藝等曹氏親屬的要求下，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的重視下，育才學校得以復校。但恢復的育才學校是公辦學校，師資、生源、教學品質與一般學校沒太大區別，與解放前曹家創辦的育才無法相比。曹藝生前一直為重振育才昔日雄風而奔波，直到生命最後一息。曹夢岐傾家辦學救國的精神，後人譽為“蔣畈精神”。1997年，曹聚仁的家鄉蘭溪市人民政府將投資一千餘萬元創辦的九年一貫制的市重點學校命名為“蘭溪市聚仁學校”，由柳哲出面延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思遠題寫校名。[2] [1]王鵬：《曹聚仁與香港〈大公報〉》，載“人民網＂，2013年5月13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28/c85037-20630798.html。 [2]柳哲：《百年回眸曹聚仁——紀念著名愛國文化人士曹聚仁先生誕辰100周年》，載《嶺南文史》，2000年第2期，第39-43頁。

黃家儉，曾用名黃儉，香山縣斗門大濠涌（今屬珠海市斗門區斗門鎮大濠沖村）人。烈士。 1939年，黃家儉調到中共黨組織報艇工作，1940年6月，報艇從澳門運進步報刊、書籍回斗門，駛到澳門三塘口被日寇發現，在艇上搜出新華社電訊稿、《新華日報》等抗日報章，日寇將艇上人員押至馬羅洲，後轉押灣仔銀坑石排殺害。[1] [1]《斗門縣抗日、解放戰爭時期革命烈士名錄》，載“斗門區地情網＂，2012年11月11日，http://dmq.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9971&siteid=dmq&sitename=斗門區地情網。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1月30日─1768年2月17日)11月12日，果阿首席法官科斯達•法貢德斯(Caetano Manuel da Costa Fágundes)從果阿到達澳門，調查前任總督馬托斯•沙麗華與議事會發生爭執之事。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1月25日─1763年2月12日)12月22日，法官兼司庫米蘭達•索薩(António de Miranda e Sousa)以及他的助手里貝羅•吉瑪拉斯(António José da Costa João Ribeiro Guimaraes)和公證員亞歷山德勒•康博斯(Alexandre Pereira de Campos)，及以主教名義前來的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Custódio Fernando Gil)，抵達澳門，居住聖保祿學院，法官米蘭達•索薩將學院交予代理主教庫斯托迪奧•吉爾。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2月13日─1764年2月1日)12月15日，大炮台陸軍少尉曼努埃爾•巴達利亞(Manuel José Batalha)接受青洲的田地和其他所有財物。

廣東中山人。北京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本科畢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顧問，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顧問，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會長，澳門中山同鄉聯誼會監事長，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中醫藥學會顧問等。歷任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兼職首席研究員，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廣東省中山市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澳門校友會創會會長等。主要編著有《澳門經濟年鑑》、《澳門問題》、《澳門教育改革》等。曾發表評論和論文3000餘篇，1992年及1995年先後獲英國劍橋傳記中心（IBC）世界智慧名人榮譽證書和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頒發世界名人證書。2005年1月於澳門逝世。

陳權，又名陳淪，原籍新會外海（今屬江門市江海區外海鎮），生於澳門。著名工運領袖、烈士。陳淑英二兄。 兄弟姐妹五個，陳排行第二。一家人靠祖父在澳門經營一間小店鋪維持生活。他少年時，祖父不幸去世，家道從此破落。不久，母親患病早逝。父親體弱多病，被迫將長女賣給香港一戶人家；二女又被人拐走。生活的重擔落在陳一人身上，他帶著弟弟陳九榆幫人打短工，在街邊賣雲吞，卻難使一家五口得到溫飽。年邁的祖母被迫求乞度日，艱難的生活環境，使陳快速成熟起來，對這個吃人的剝削社會無比憎恨。 1915年，年僅13歲的陳帶著弟弟到香港謀生，先在海員俱樂部半工半讀，之後到“亞洲皇后”號輪船上當海員，陳九榆在九龍太古貨倉當搬運工人。不久，祖母、父親相繼去世，幼妹陳淑英也來到香港當車衣女工，陳兄妹三個相依為命。後來，在陳的影響下，陳九榆和陳淑英都參加革命。 在“亞洲皇后”船上，陳結識了比他大一歲的陳郁，並成為好友。當時海員受盡壓迫和剝削，懷著強烈的反抗意識。孫中山為革命而奔走於海內外，常與香港海員接觸，大力鼓勵海員們團結起來，為獲得應有的權益而鬥爭。陳炳生、蘇兆徵、林偉民等人於1913年在海員中成立“聯義社”，為孫中山籌措經費、運送軍械和掩護革命黨人。陳參加聯義社，並很快成為“亞洲皇后”號輪船聯義社分部的負責人。為了團結教育海員，解決大家的福利問題，他和陳郁在船上成立劇社“工餘樂社”。有一次，孫中山與宋慶齡乘坐“亞洲皇后”輪從香港到檀香山。陳特地邀請孫中山夫婦觀看“工餘樂社”社員演出的戲劇節目，孫中山看後讚不絕口，叫宋慶齡即席題寫了“聲聞湖海，誼重鄉邦”八個大字，贈送給他們留念。陳等接過這珍貴的墨寶，十分興奮。 1921年3月，林偉民、蘇兆徵等先進分子建立中國海員第一個工會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陳成為該會的骨幹之一，在船上建立海員工會的支部。1922年1月，海員工會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改善勞動待遇，發動香港海員大罷工。陳帶領全船工友積極參加罷工。經過這次鬥爭，陳更加認識到工人團結鬥爭的巨大作用，他經常接近林偉民、蘇兆徵等人，熱心地為工會工作。林偉民、蘇兆徵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常對陳等工會幹部進行教育，使他對黨的認識不斷提高。1925年5月31日，英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殺害示威遊行的工人，製造“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廣州後，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省港大罷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帶頭回應。根據蘇兆徵的指示，陳在碼頭向海員們宣傳罷工的目的和意義，將船票分發給他們，送他們回廣州參加罷工。隨後，陳帶著弟弟陳九榆、妹妹陳淑英回到廣州。他來到越秀南路惠州會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報到。蘇兆徵指示他帶人持廣東革命政府的告示去封閉煙館、賭館，將其改為罷工工人宿舍和飯堂。在罷工爆發後，中共廣東區委十分重視在海員中吸收黨員。1925年6-7月，陳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他和梁祖誼介紹陳郁入黨。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成立黨支部，張瑞成擔任支部書記，陳和梁祖誼、陳春林、何來、方才、戴卓民等20多人為主要成員，在香港海員中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陳成為省港罷工委員會的中共黨團成員。 1925年7月，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負責人鄧中夏、蘇兆徵等接受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的提議，建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是一個充分體現工人階級民主權利的機構，可以討論決定重大決策問題，選舉和罷免罷工委員會職員，制訂罷工中的一切規例和法則，在罷工鬥爭中具有至高無尚的權力。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選舉了80名海員，組成海員代表團出席罷工代表大會，代表團團長就是陳。陳十分感謝工人群眾對自己的信任，他決心全力反映海員們的意願和要求，爭取罷工的勝利。每次開會前，鄧中夏都要召集陳、彭松福、羅珠等十多名黨團員在文明路區黨委二樓開會，商量在下一次代表大會上應提出甚麼議程和方案，聽取省港委員會黨團對議案的指示。會後，陳等人就與各工會的代表交換意見，將黨的主張巧妙地在各代表團中散佈，以保證在代表大會上能通過中共黨組織提出的意見。陳領導的海員代表團人數眾多，意見統一，在代表大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具有豐富的閱歷，能耐心地向眾人說明道理，使大家都心悅誠服擁護他。陳鐵面無私，敢作敢為，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英勇鬥爭精神。1925年8月10日，工賊梁子光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誣衊蘇兆徵貪污受賄，並要毆打罷工委員會顧問黃平。陳挺身而出，衝上前去制止梁子光行兇，迫使梁子光等退出會場。8月13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決定扣押梁子光。陳自告奮勇，親自帶領十多名工人到東亞酒店捉拿梁子光，押回東園關押。1926年初，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審處主任譚華澤徇私舞弊，包庇走私犯。陳知道後，檢舉了譚華澤的劣行，提議當場審訊他。接著，陳又帶人將譚華澤押到代表大會，當眾出示罪證，譚華澤不得不低頭認罪。 1926年3月31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舉行第一百次會議，陳總結代表大會的工作成果。他指出“各代表知道這次反帝國主義不是三兩日便可成功的，一定要很長期的奮鬥。在此長期奮鬥中，內部一定要很團結，很嚴密，才可以致勝。”當時，工人們稱陳、何耀全、彭松福、羅珠、黃釗等五人出席罷工代表大會的黨員為“五虎將”。 在省港大罷工中，中共廣東區委成功地進行廣州、香港的工會組織統一運動，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團結，為後來的革命鬥爭打下了雄厚的基礎。陳在這場鬥爭中作出了較大的貢獻。l925年7月下旬，鄧中夏兩次召集蘇兆徵、李森、何耀全、林昌熾、陳等人在區黨委開會，認為在香港除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等屬大產業工會外，其他大多數工會都是行會和同鄉會，不符合國際職工工會的組織原則。香港不少工會被黑社會人物或品行不端的人把持，組織散漫，行動不統一，嚴重影響省港罷工鬥爭的深入開展。因此，鄧中夏、李森等提出培養工運骨幹，教育、爭取廣大工人群眾，先按產業建立現代工會，然後再成立香港統一的工會組織。同年冬，海員黨支部決定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為核心，策動香港運輸業工會的大聯合。11月初的一天，他們組織在廣州的海員在越秀山海員路舉行遊行活動，參加人數達七八千人，並邀請香港各工會的負責人出席。蘇兆徵、陳、戴卓民先後站在海員亭上發表演講，號召香港運輸行業的工人發揚1922年海員大罷工的光榮傳統，立即聯合起來，在統一的工會領導下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在反帝鬥爭中起先鋒作用。工人們聽後紛紛鼓掌表示贊成。1926年1月3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廣州太平戲院召開全體同人大會，討論改組問題，陳、何來、唐漢、張瑞成相繼發言，說明改組海員工會組織的重要性。大會選出蘇兆徵、陳等一百名代表參加即將舉行的全國海員代表大會，1月5日，全國海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在文明路廣東大學舉行，到會代表和來賓一千多人，陳擔任大會的宣佈員（執行主席）。1月7日中午，全國海員代表大會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陳又被推選為臨時主席。1月9日，大會決定成立全國海員總工會，選舉蘇兆徵、譚華澤、陳等15人為執行委員。1月16日，全國海員總工會在陳的主持下召開第一次執委會議，公推蘇兆徵擔任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擔任組織部主任兼調查部主任，並和何來等一起負責廣州分會工作。全國海員總工會成立，促進全國海員的團結，對其他行業的工會影響甚大。在黨培養下，陳從一個普通的海員成長為全國海員的領袖之一。同年1月15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在海員俱樂部召集香港汽車、郵差、內河、集賢、帆船等工會代表開會，陳擔任會議主席。大家一致贊成組織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3月1日晚，陳參加運輸業工會的籌備會議，並負責起草工會的組織章程。3月19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在省教育會禮堂舉行成立典禮。3月26日，陳在香港運輸工會代表大會上提出組織章程草案，徵求大家的意見。經代表們討論後加以修改，得到大會的一致通過，4月10日，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宣佈成立。這時，中華全國總工會為慶祝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的召開，認為統一香港工會組織已成熟，決定以香港運輸業工會聯合會、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為兩大支柱，帶動各行各業工會，成立香港總工會。4月4日晚，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劉少奇在惠州會館主持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馮敬、陳、黃金源等24人被推選為香港總工會籌委會委員。陳負責籌委會秘書處工作。4月9日，籌委會在東園訓育亭開會，陳擔任宣佈員。4月15日，香港總工會在歡東路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舉行成立大會，陳是大會主持人之一。次日，他被選舉為大會主席團成員。4月23日，香港各工會代表經過八小時的投票選舉，選出馮敬、陳等21人為香港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4月25日，香港總工會代表大會閉幕，陳在會上作了大會經過的報告。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陳作為海員代表參加大會。之後，陳作為香港總工會的負責人之一，活躍在省港工運戰線上。1926年5月26日，香港總工會召開常務會議，負責組織部工作的陳作了情況彙報。6月27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九次常務會議，陳作了組織發展的報告。7月13日，海員勞動童子團成立，陳代表全國海員總工會為成立典禮揭幕。7月19日，香港總工會召開第十二次常務會議，陳總結組織部的工作。同年冬，他與一個海員的女兒謝有容結婚。 1926年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陳參加處理罷工工人的善後工作。11月初，他到香港交涉海員的復工問題。1927年初，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委派，陳前往比利時參加世界反帝國主義及殖民地侵略大會。同年5月初，他回到香港，知道廣州發生“四一五”政變，大批工友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感到無比悲憤。他在香港銅鑼灣租了一所房子，領導省港海員與敵人鬥爭。他建立海員義勇團、罷工維持隊等工人秘密團體。6月19日，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同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成立南方局，陳被任命為南方局成員。9月下旬，他又赴汕頭準備運送軍械給南昌起義軍。10月15日，他當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並投入到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中去。12月初，大部分省委領導人回穗參加起義，陳留在香港工作。1928年初，陳被調到上海工作，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領導長江中下游的海員工人運動。他在上海四川路仁智里開設怡安俱樂部，作為聯絡站。1929年2月，敵人在愉安俱樂部逮捕陳等人。他在敵人審訊時編造一套假口供，說自己名叫陳淪，是一個海員，因到怡安俱樂部找人而被誤捕。敵人摸不清陳的底細，判了他八年有期徒刑。在監獄中，他表現出無比堅定的革命意志。當妻子來探監時，他勸妻子不要傷心，將唯一的女兒撫養成人。他托妻子轉告妹妹陳淑英，要她努力為黨工作，隨時準備流血犧牲。 1929年冬，陳患了重病，獄方不給治療。同年11月1日，陳含恨病逝，年僅27歲。 陳權長期在廣州從事工人運動，是省港聞名的工人領袖。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認陳權為革命烈士。[1] [1]《陳權》，載“中國廣州網＂，2008年8月8日，http://www.guangzhou.gov.cn/node_2382/node_553/node_554/2005-08/112502390466488.shtml。

戴成功，女，原籍廣東省五華縣，生於香港。孫婉與戴恩賽之女、孫中山外孫女。 成功定居澳門，在澳門粵華中學完成小學、中學學業。1955年1月，父親戴恩賽病逝後，她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照料母親生活，終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門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見外祖母宋慶齡時，得知自己同母異父的兄長王弘之在上海。之後，成功來到上海與王弘之相見。 成功回到澳門後，把自己在上海見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訴給母親孫婉，並拿出她與王弘之的合影。孫婉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兒子說，分手時還是個小孩，如今已變成老頭子。 成功告訴母親，哥哥王弘之將於7月份來澳門時，孫婉屈指數了數，高興地對女兒說，馬上就要見到你哥哥了！ 當時孫婉興奮過度，血壓驟然上升，雖送醫院搶救，終因醫治無效，1979年6月3日與世長辭，留下了未能與兒子再見一面的遺憾。 噩耗傳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來到香港與1947年離滬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見。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請弟弟到台灣探親。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國寶島台灣，再度與姐姐王蕙相會。更使王弘之高興的是，父親王伯秋照片等資料，在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陳列室展出。 孫中山有四個外孫，都是孫婉所生。孫婉經歷兩次婚姻，共生育四個孩子。他們是長女孫王蕙、長孫子王弘之，次孫女成功和幼孫子戴永豐。廣州解放前夕，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到澳門，留在廣州，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從事畜牧免疫學研究；後來，不幸患上肺結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與孫科的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及已抵京的其他親屬一起，前往宋慶齡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慶齡，在她的病榻前問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參觀；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參加孫中山誕辰119周年紀念活動。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華縣河東鎮澄塘村尋根問祖，受到該縣黨政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嚴重糖尿病引起腎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終年69歲。. 戴成功的喪禮十分隆重，除澳門各界人士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澳門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廣東省政協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擔任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1] [1]《戴成功》，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孫中山先生的婚姻與後代》，載“網易＂網，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慶齡》，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8日。